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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静者诚之复，而性之真也。

悦与不悦，依着我之血亲而有悦、不悦之别，此生而有之而为内。同样地，水、汤因时而异名，但能喜其寒温者，乃因生性如此，此饮食之性是内在、生而有之，非可外之也。

戴震以血气心知之一本，用以诠释人性中有理义，亦有食色，都是人性中的血气心知。甚么叫做好知、好能、好贵呢?这种讲法不通嘛。④《圆善论》，见《牟宗三全集》第二十二册(台北：联经出版社，2003)，《序言》12页。孙氏与黄宗羲更引此章，用以诠释《孟子·告子上第七章》，其中孟子的原文提到：口之於味，有同嗜也，易牙先得我口之所嗜者也。他意欲知识与明察吗?那或许证明只是一种如此更锐利的眼光足以把那‘现在虽暂时对他隐蔽〔潜伏〕，而他终不能避免的如此更可怕的罪恶指示给他，或足以把那更多的欲求置于那‘早已使他十分关心的欲望上。

(31) 孟子以嗜炙而折服了告子，牟先生却在诠释中认为，这亦无所谓的必然性，口味与冬日袭裘等都无道德的意义。《圆善论》对于《告子上》的二十篇，做了十六篇的白话翻译以及义理阐发。(43)《牟宗三全集》第二十二册，8页。

谈《告子上》的原因在于，《圆善论》主要探讨德福一致的课题，而《孟子》虽没有德福一致的概念，但其论及天爵、人爵辞语，则有近似之处。(12)《朱子语类》(四)(台北：文津出版社，1986)，1236页。牟先生对此《告子上》第四章诠释言： 这是以同嗜之不能定嗜炙由外表示亦不能以同长定义外。又以为两千多年来，真能确解之学者甚少，言下之意，应是以自己为确解者之一，甚至是其中的侥侥者。

陆子静却说告子只靠外面语言，更不去管内面。于返本儒家处，再做开新，开出民主科学等，这些都不是儒家所固有。

(26)孙淇澳：《困思抄·气质辨》(万历本)，20页。恻隐、羞恶、辞让、是非即是气。(13)《二程全书·遗书第十一》，《明道先生语一》，《师训》，刘质夫录。(21)朱熹：《四书章句集注》(台北：鹅湖出版社，1984)，326页。

朱子认为，孟子言性要随文看(《论语》亦同)，因为有时谈的是材质之性，有时谈的是天地之性，如孔子的性相近之说，则是为气质之性，非本然之性，因为本然之性，性只能相同，而不能言相近。以下可参见牟先生于《生之谓性章》处如何诠释孟子，又指出孟子的错误为何?牟先生先对此章做出白话翻译，并加上案语，言如下： 孟子问曰：性者生也，如其生之自然之质谓之性，此是分析语，犹白者说为白，是这个意思吗?(案：此犹非)。(16)陈荣捷编著：《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》(台北：学生书局，1998)，第150条。牟先生视告子的见解为实在论的头脑，此可得于告子的义理。

朱子在此提到：此亦上章嗜炙之意。牟先生之论生之谓性，早在五十多岁写《心体与性体》时已做讨论，七十多岁写《圆善论》时，大致义理没改变。

若孟子处处都以道德折服告子，则在《生之谓性章》犬之性犹牛之性?犬性亦不同于牛性，此何道德之有?此章只是说生与性之范畴不同，不当如告子比配在一起。这种说法的确是一种创造性的诠释，因为在孟子而言，性善乃人所独有，孟子言：人无有不善，而不是说性无有不善，性既然不是无有不善，就不可言犬性善、牛性善。

不过，这里想提醒的是，即使朱子的注释修正为心即理、仁义内在，还是回不到原意(20)。至于船山的内圣之学常批评阳明，而熊先生则依阳明，甚至认为船山晚年定论已宗阳明。②一九八四年一月至四月间，牟宗三先生于香港新亚研究所讲授《孟子》。清朝的焦里堂就是这一类人，你不能说焦里堂的中文不通，他是故意的，因为他要反宋明儒，戴东原也是这一类，根本没有义理训练。至于牟先生的见解，我们也可以说他的见解一致，即反对第四章，又反对第五章，因为在第五章，牟先生批评公都子不伦不类。然而两千多年来，真能通解、切解、确解此篇文字者却不易得。

(32)孟子谈天爵、人爵，固然有近似于康德的道德与幸福、先验与经验之二分，但在性上只有一性，不可如朱子、康德、牟先生一般，在性上又分为德道与幸福，而是性中既有仁义亦有食色。子曰：‘恶在其敬叔父也﹖彼将曰：‘在位故也。

孟子回答：依您所说，那么犬性犹牛性，牛性犹人性吗?告子不语。(39)朱子《孟子序说》引《史记列传》，提到：而孟轲乃述唐、虞、三代之德，是以所如者不合。

又言：口之于味，有同嗜也，易牙先得我口之所嗜者也。(31) 孟子以嗜炙而折服了告子，牟先生却在诠释中认为，这亦无所谓的必然性，口味与冬日袭裘等都无道德的意义。

(12) 根据《象山文集》与《朱子语类》之记载，虽象山所谈的告子，常集中在《浩然章》，孟子谓告子不知义，以其外之也。至若就无分于善恶而涉遐想者皆不相干，如阳明及刘蕺山皆对于告子语有无谓之遐想。(46)告子以生来说性，性本是用以区别类，如人性、犬性之不同，如今性以生释之，则人亦存在，犬亦存在，则区别不开，则人禽无别，犬牛无别。又牟先生认为，象山劝人于《孟子》难读处不必深考，此表示象山自己也许未能通晓孟告之辩的义理(11)。

先看第二个牟先生认为孟子有误的推论。至于朱子的解法则近于原意，却对于心即理、仁义内在有所不足(牟先生有时批朱子为别子为宗，也视其为他律的道德)。

(17)此是依‘天命之谓性、‘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、明道‘生之谓性之新义疏解孟子，把孟子所说之性首先推远到本原上，然后再说‘性善之端须在气上始见得，此非孟子意也。故所谓善反者，只见吾性之为善而反之，方是知性。

至于性，则是类上的殊别，即性落在人身上与犬身上，则表现不同，人有其推理、道德，而犬则无，故生者是大共相，而性者是类之殊相，故二者(生与性)的内容与外延(外延是指概念所能运用的范围，如人概念，则包括古人、今人，国人、外国人、所有人)不可等同。(24)此为周子《太极图说》原文。

而人的动物性或是知觉运动，是与禽兽无异。至于朱子眼中的生，则是形下之气，性是形上，而生是形下，岂能如告子所言生之谓性呢?一个是形上，一个是形下，岂能相比配?这是朱子的理气论，从程子继承而来，程子有论性不论气，不备之说，光是形上之理、道德之性，无法解释何以有个性之不同。于是孟子问：您所谓的生之谓性，就像白之谓白一般吗?生者性也，性者生也，如同白者白也，如此一般，是吗?告子回答：是。至于《告子下》，牟先生则缺如，未做诠释。

第二，孟子所言，然则犬之性犹牛之性，牛之性犹人之性，这里的推论亦不当。夫清儒治经，正音读，通训诂，考制度，辨名物，其功已博矣。

然而牟先生既然以原意要求明道，则或许认为自己能够得于孟告之辩的原意。而明道又有另一种说法，其言： 生之谓性，性即气，气即性，生之谓也，人生气禀，理有善恶，然不是性中元有此两物相对而生也，有自幼而善，有自幼而恶(后稷之克岐克嶷，子越椒始生，人知其必灭若敖氏之类)是气禀有然也，善固性也，然恶亦不可不谓之性也。

此元者善之长也斯所谓仁也。唯朱子与牟先生义理不能相通之处，乃牟视朱子为心不即理，理不能活动而下贯到心。